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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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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方幼学,厥性敦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 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

  闻岭表曹侯溪惠能禅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学善财,南方参问。列裳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问耳。……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

  神会从小学习儒家是四书五经,也通晓道家的庄老之学。因为从史书中了解到佛教,深受影响,就放弃仕途之路,皈依本地的颢元法师出家,精进好学,打下了良好的佛学基础。之后,效仿善财童子四方参访,首先到岭南曹溪拜诣惠能禅师,跟随学法数年后,也有说是等惠能圆寂之后,又继续游学。宗密在《圆觉经略疏抄》卷四、《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中,有这样的记载:

  也就是说,神会在去南方参拜惠能之前,曾经依止神秀法师学法三年,后来只是因为神秀应诏入洛阳宫中被武则天供养和弘法去了,神会才离开南去的。神秀从唐仪凤(676—679)年间直到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应诏之前,主要在襄阳南面的荆州当阳的玉泉寺弘法。根据道原《景德传灯录·西京菏泽寺神会禅师传》记载,神会“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中却归曹溪”,后来还一度回长安依止神秀(?—706)或他的门下受戒,于景龙(707—710)年间又回到曹溪,直到惠能于先天二年(713)圆寂后。此时,神会正值而立之年。

  神会曾经跟随神秀学法,而且依止受戒,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史实。这为我们分析神会禅法思想后来逐步与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法融会的深刻原因,提供了一个视角。《南宗定是非论》(页32)中记载,神会在与崇远法师论辨时自称:

  长安三年,秀和上在京城内登云花戒坛上,有纲律师、大仪律师,于大众中借问秀和上:“承闻达摩有一领袈裟相传付嘱,今在大禅师处不?”秀和上云:“黄梅忍大师传法袈裟,今见在韶州能禅师处。”秀和上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数。……

  久视年,则天召秀和上入内,临发之时,所是道俗顶礼和上,借问:“和尚入内去后,所是门徒若为修道,依止何处?”秀和上云:“韶州有大善知识,元是东山忍大师付嘱。佛法尽在彼处。汝等诸人如有不自决了者,向彼决疑,必是不可思议,即知佛法宗旨。”

  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也基本上认为《坛经》中弘忍传衣惠能是基本真实的,那么,作为德高望重的老禅师,神秀面对两位律师的追询,回答传法袈裟“在韶州能禅师处”,是不会打妄语的。而神秀在应诏入京时,虽然不一定是说“佛法尽在彼处”,但向弟子们推荐惠能禅师,肯定是真诚的、可信的。在我们看来,神会引来的这些论据,反映了北宗神秀的高风亮节。通观神会的言论,没有对神秀禅师的不恭敬处。应该说,神会在参学中,深受神秀、惠能两位著名禅师的思想影响,为他的禅法奠定了精神基础。

  和尚行门增上,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云云。策身礼称,燃灯殿光,诵经神卫。律穷五部,禅感紫云。

  这里可以看到,他修学期间类似苦行,担水劈柴,打扫殿堂,以及穷究律学五部,笃行禅法,并没有门派分别,广学博闻,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

  神会的弘法实际是“不断革命”的过程。他在惠能圆寂后被请到南阳龙兴寺,与士大夫们密切交往,广交僧俗朋友,极力宣传他的禅法思想。之后,到洛阳等地挑战、抗辩、定宗旨,贬抑北宗禅法,标榜南宗精神,不断弘法立宗。

  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神会被“敕”往南阳龙兴寺,说明在惠能圆寂后的七、八年中,神会游学、弘法,已经不是一个“神会小僧”了,想必他的声望不小,有人举荐到皇帝那里了。到南阳后,年近不惑的神会思想已经成熟,为后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准备。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在洛阳的南方、长安的东南,彼此相距都不太远。秦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曾号称“帝都”,人文荟萃,历来佛教名僧辈出。敕住这里,表明对神会的重视。实际上,南阳期间是他最为活跃的阶段,所以史书习惯称他是“南阳和上”。

  根据曾任唐山(今浙江昌化县)主薄的刘澄所集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也曾被称为《神会语录》、《神会录》)记载,神会在南阳龙兴寺期间,与众多的僧俗和士大夫酬答宣教。当时与神会直接交往的朝廷官员就有:户部尚书王赵公(王琚)、崔齐公(崔日用或其子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润州刺使李峻、张燕公(张说)、侍郎苗晋卿、嗣道王(李炼)、常州司户元思直、润州司马王幼琳、侍御史王维、苏州长史唐法通、扬州长史王怡、相州别驾马择、给事中房琯、峻仪县尉李冤、内乡县令张万顷、洛阳县令徐锷、南阳太守王弼等。参与提问的僧人有庐山简法师、神足法师、崇远法师、魏郡(今河南许昌市)乾光法师、哲法师、志德法师、蒋山义圆法师、牛头山宠法师和袁禅师、罗浮山怀迪法师、门人刘相倩、同寺僧惠澄禅师、齐寺主、弟子比丘无行律师、门人蔡镐等。

  南阳和尚,斯其盛焉。禀六代为先师,居七数为今教。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明镜高悬,须眉怀丑。海深不测,洪涌澄漪。宝偈妙于贯花,清唱顿于圆果。

  神会讲经说法,焚膏继晷,意气风发,贯通六代祖师思想,高标圆顿旗帜,明镜闪耀,惊涛拍岸。于是,僧俗学人,望风而来,“响恋如归父母,问请淡于王公”,神会此时似乎成了无人匹敌的导师!——当然,因为刘澄的《语录》多是事后集录,并非都是神会在南阳时期的问答事迹,还包括大量其后在洛阳等地的论辨言语。但神会“骨气殊众,聪辨难测”(宗密《神会传》语)的气质风范,决定他在弘法过程中必然表演得酣畅淋漓,得意扬扬。这种情形,在《南宗定是非论》与崇远的辨答中,表现的很清楚。

  神会与人辨答的主题广泛,诸如佛性、真如、空色、中道、定慧、顿悟、渐悟、忏悔、读经等等,几乎包括了佛教最普遍的理念、修学方法等问题。根据神会《坛语》的记录,神会登坛说法之前,先带领众人发愿、忏悔、礼佛,遵循庄严规范的仪式。神会与士大夫以及其他法师们的辨答内容,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状况,透露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价值趋向,为我们开启了研究线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神会在南阳与士大夫们的交往,成为了他日后成名成家的社会基础。那些士大夫中,有不少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官宦,自然成为神会的政治依靠。比如,户部尚书王琚,《旧唐书》卷106有传,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因参与除太平公主及其同党有功,拜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此后曾任外郡,一度被削封,开元二十年(732)又复封。神会与他交往的时间,应是他担任滑州刺使或邓州(南阳属邓州)刺使的时候,大约在天宝元年(742)之前。当时,王琚“以偈问三车义”,神会最后回答:“若为迷人得,一便作三车。若约悟人解,即三本是一。”使王琚很是佩服。唐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下《神会传》记载说:“因南阳答(王琚)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著名佛教居士、时任侍御史的王维也曾赞誉神会:“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于是,“天宝四载(745),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

  这是神会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滑台辩论发生在神会被请入洛阳之前,在开元二十年(732)年10。滑台在洛阳东北部(今河南滑县),当时属白马县管辖。正如印顺认为,神会到这里来召开无遮大会,论定佛法宗旨,一定是由于多年来在南阳的宣扬顿教,得到曾经亲近过他的滑台大云寺僧人的同情,邀请他到那里去的。如得不到当地僧人的有力支持,任何有名的大德,都不可能在别处别寺,召开这样的大会。11即便如此,当时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就连大会借用的屏风还被人中途拿走。《南宗定是非论》中记载,在神会讲论中,“即时(?)人侣,将卷屏风,称有宾客,拟将着侍。(神会)和上言:此屏风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场,将用祗承官客?”神会斥责他们“祗承官客”,说明当时的洛阳佛教界的一些人很是瞧不起神会,只把他看作普通僧人,而随意非礼。这与当时北宗的社会影响有关系。

  然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史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

  虽然身为南宗后裔的宗密言语之间多有偏贬,但是所说的情景到是真实的。本来,北宗神秀一系就比惠能南宗的势力影响大,而在惠能去世后二十年的当时,神秀的著名弟子普寂以及再传弟子义福、降魔藏等人甚得世人崇信,位居国师之尊;在教内已经推举神秀为禅宗六祖,普寂为七祖,其他弟子们也都主持着长安、洛阳“两京法席”,人多势重,无人匹敌。与此相反,神会认为“岭南宗徒,甘从毁灭”。这些说法大概是出于愤激之情。其实,南北两个门派势力消长与强弱,当时是自然的事。作为有三代国师地位的神秀一系,得到皇权支持,社会信奉,被视为正统,把神秀尊称为六祖,普寂承袭为七祖,本在意料之中。但在神会看来,神秀、普寂等人不是嫡传。

  神会所说是有针对性的。他论辩的主要问题是:一、北宗神秀、普寂、法如等人没有祖传袈裟,不是禅门正统;二、北宗禅法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顿悟高于渐悟。神会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提出:

  神会的这一思想成为后来中国禅宗普遍遵循的传法制度。神会当时提出来,主要是为了反对北宗普寂等人妄立祖师所引起的弊端。神秀于706年去世后,从张说所撰的《大通禅师碑铭》以及李邑所撰的《嵩岳寺碑》、净觉所撰的《楞伽师资记》等看,他们都把神秀当作禅宗第六祖、普寂为第七祖。而同时,《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文里,把神秀的同学法如也称作第六祖;甚至后来的杜朏所撰《传法宝记》,把法如作为第六祖,而神秀为第七祖。对于北宗传人们立祖的随意性做法,神会在辩论中特别提出并逐一批驳,结合由此在现实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颇为有力。他说:

  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在韶州,更不与人。余物相传者,即是谬言。又从上已来六代,一代只许一人,终无有二。纵有千万学徒,亦只许一人承后。……譬如一国唯有一王……

  认为“今日天下诸州近有数百余人,各立门户,缭乱教人者”,都是“从秀禅师已下出。将有二十余人说禅教人,并无传授付嘱,得说只没说;从二十余人已下,近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元无禀承,乱于正法,惑诸学道者。此灭佛相也。”而“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万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神会所说的,特别是惠能南禅一系“无有一人敢乱开禅门”的话,并不是真实的。但是,他指出的神秀一系门徒们“共争名利”的现象,应该不是捏造的。神会在辩论中一再申明了他的用心,“见世间教禅者多于学禅者,极其缭乱。恐天魔波旬及诸外道入在其中,惑诸学道者灭于正法,故如此说。”印顺法师认为,神会极力推崇惠能一人为正统的第六祖,并不只是禅门正统之争。禅门开启以来,修禅的人都自称得法开悟,处处开法立宗,使原本一系相传的禅法,陷入了分化和混乱。当时的神秀一系,因为得到国家势力的支持,一些人形成帮派,相互之间争名夺利,欺世盗名。神会针对这种混乱和腐败风气,提出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度,以袈裟为证,反对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度,在禅宗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神会“正是那种为佛法、为众生的真诚。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统之争,那是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有人认为,滑台辩论的双方中神会与崇远之间有一种似乎是主角与帮腔的关系。崇远并不是对手,他所提出的问题与诘难都没有什么分量,而且往往成为被神会辛辣嘲讽或者衬托,更显得神会的理直气壮。比如,对崇远诘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仇”以及“修此论者,不为求名利乎”时,神会以“身命尚不惜,岂以名利关心!”,显示出舍生取义、大义凛然的气概。事实上,在如日中天的北宗人看来,不值得与神会大动干戈。好象神会辩论胜利,但是,在当时并不等于北宗输给了神会或南宗,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不过,滑台大会虽然没有形成石破天惊的效应,但却给了神会一次历练的机会。按照独孤沛为《南宗定是非论》卷首所写的题词,神会与崇远的辩论从开元十八年起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在这些不断的辩论中神会逐渐形成并宣布了自己与北宗禅对抗的理论纲领,即以‘念不起,见本性’为坐禅的思想、以般若系《金刚经》为‘一切诸佛母经’的经典、以惠能及自己为正脉的传法系统,这倒使北宗不能不认线

  当北宗人不得不进行反击的时候,神会便不断地遭受挫折和打击了。宗密对此有比较明白的记载。他在《圆觉经大疏抄》卷三《神会传》中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论一会,具在《南宗定是非论》中也。便有难起,开法不得。……三度几死……

  在滑台辩论十一年后即天宝四年(745年),就开始被打击,到天宝十二年(753年),被以御史卢弈为代表的普寂门下陷害,遭贬黜。14

  天宝中,御史卢弈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毁也。

  对于以上神会被贬黜的原因,当然与北宗门徒的打击有关。但是,就所卢弈陷害所致,学者有不同的议论。杨曾文先生认为,普寂早在开元二十七年(755年)已经去世,所卢弈为迎合普寂而陷害神会是不确切的,只能说他是迎合普寂的继承人或其教法、教团。15葛兆光先生认为,卢弈有“清节”、“刚毅”,抵御“安史之乱”被杀,被列入《忠义传》,他是否有“阿比于寂”实在难说,也许别有一番隐情。并引用《宋高僧传》说神会“旁无力轮,人之多僻,欲无放逐,其可得乎”以及“犯时之忌”、“失其所适”等历史评价,加以佐证。“因为对于‘聚众’的新兴宗教门派,中国官方历来是心怀戒惧的,尤其是在当时作为两大政治中心之一的东都洛阳。”16

  在不到两年之中,已经71岁高龄的神会老人被先后贬逐到四个地方。《全唐文》卷七三一保存了一篇关于神会弟子云坦的《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正是天宝十二年神会被贬黜时的情景。文中讲:

  后十五日,而菏泽被迁于弋阳,临行谓门人曰:吾弗坠矣。遂东西南北,夫亦何恒?

  可见其悲凉、悲壮!大概也正是有了这种心情和精神,神会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安史之乱”被平定过程中为国分忧,抓着机遇,便重整旗鼓、柳暗花明了。于是,出现了他人生后期的成功,也为南禅最后的全面普及奠定了基础。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度僧筹款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为神会抓着机遇为国效力,带来了人生的转机。《宋高僧传》、《佛祖统纪》、《佛祖历代统载》、《旧唐书》等史籍都有记载,记述了神会被请出主持戒坛,度僧筹款的事迹。

  初洛阳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设一院,悉资毡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作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以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神会是立了大功的。因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他也利用机会,为确立南禅以及自己的禅法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

  此时的神会已经有如昔日神秀、普寂的权势了。他为南宗地位的确立作了两件大事: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按《唐文拾遗》卷三十一说,“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说,孝感皇帝敕书准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17从此,确立了惠能及其南禅在中国禅宗历史上的地位。当然,也确立了神会的历史地位。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卷三和《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神会死后39年时,德宗皇帝敕命皇太子,“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

  神会之后的弟子们有名的不多,但他们在当时几乎遍及了唐王朝中心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秉承神会的宗旨,一部分隐居山林静修,禅行高洁,一部分四处访学,传播神会禅学,一部分住持寺院,开坛传法。这样,扩大了神会禅法思想,使菏泽宗成为了中唐时期一个有影响的禅门宗派。